9月20日，第三届中国绿色农业发展（贵州）论坛在贵阳举办，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任玉岭在会上发表讲话。

任玉岭著名经济学家，原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何谓生态农业及其发展的总目标

既然这个会是讨论生态农业的，那就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生态农业?我看到的文章对生态农业其说不一。有说生态农业是以物质循环为特点，有说是生态农业就是要保持系统内的动态平衡。也有说生态农业就是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运用系统工程，现代化科学技术集约经营发展农业的新模式。

更多的人则把有机食品的生产模式定义为生态农业，这种模式中，农业的肥料完全依靠来源于生物的有机质支持农作物的生长，就是不用化肥和农药的农业。这种模式在法国叫生物学农业(AGRICULTURE BIOLOGIQUE)。如果这样发展生态农业，农作物一定会大量减产。生态发展的目标会适得其反。为了不降而升农业的现有产量，确保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使生态农业的推进，为国家的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做出大贡献。为此，就一定要端正我们发展生态农业的观点，扶正生态农业的概念。

第三届绿色农业发展论坛在贵阳市金阳宾馆召开

我是学生物科学的，比较早的时候就受到了生态学理念的熏陶。所谓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界生物与生物、生物与非生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而所谓生态文明，则是要保证人类活动与自然相和谐，保证人类生存环境的安全和美丽，从而保证子孙后代的持续生存和发展。

为此，我认为生态农业，必须与生态文明相适应，在农业的发展上，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论、实践论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消费欲望无穷，生产无限扩张，同自然承载能力有限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农业对自然界无限征服同自然界反征服对人类进行报复的关系，三是要处理好追求农业无限增收、创造政绩的工程同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这一基本要求的关系。为此，生态农业需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农业发展的总体和全局，创新思维和认识，做到农业发展与自然万物包括同五位一体的发展总布局相和谐，确保农业生产的更进步，农村环境的更美好和粮油菜果的更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农业在我国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事实证明了“中国要想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想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想美，农村必须美”。为此，生态农业发展，一定要遵循，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了把农业变成能够致富的产业，把农村变成美丽宜居的地方，我们必须不忘初心，坚守“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的宗旨，推动生态农业健康发展，创造生态农业的辉煌。

国外生态农业发展概况及可供借鉴的地方

国外的生态农业多是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起步的。1962年，美国女作家卡尔逊著的《寂静的春天》一本书，对化肥和除草剂的使用提出了质疑，这如同黑暗中的一声呐喊，唤醒了这个世界。1968年，有来自十个国家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和政府官员相聚一起，提出了人类将面临着的《增长极限》的问题，指出了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将使地球的支撑力达到极限至最终无法承受。

于此之后，人们虽有不同的争论，但还是把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首当其冲的是土地和农业，由此开始走上了减用农药、化肥，并砍掉了剧毒农业的生产，确保环境安全、食品安全，控制开发强度，调整产业结构的道路。让山更青、水更秀、天更蓝成了人们的普遍追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至前些年，我考察了不少国家，在这些国家看到的农业建设早已开始注意到生态化的方向。例如，日本的大分县，创造的“一村一品”运动，就十分注意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食品安全。他们应用塑料大棚种植配餐西红柿，大力度的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并且注意到西红柿挂果后就停止喷洒农药。他们用山区林木下阳光弱化而被闭置的空间，摆放木块，种植花菇和木耳。并十分重视空港农业与海港农业的建设，确保农产品的无公害，利用空港和海港运向外地和外国。在日本北海道的东胜，因为气候寒冷，一些土地不能种植庄稼，他们从中国长白山的一面坡酒厂，引进葡萄酒酿造技术，使土地因种植葡萄制造美酒，而得到效益的提高。并在车间、酒窖修上观光走道，推进观光旅游。

另外，在靠近札幌的地方，农民为了搞好生态农业，成立了由600户人家组成的农业合作社。因这个地方土地只能种马铃薯，人民群众的收入很低，而后来兴办了土豆加工产业，促进了这个地方的快速发展。他们用赚到的钱引进人才，建起了生物技术研究所，引进了保鲜马铃薯的钴60装置，并搞起了水培西红柿、水培网纹瓜，进一步保证了食品的标准化和无污染，取得了市场的热捧和村民收入的大提高。

任玉岭在第三届绿色农业发展论坛上讲话

我们的近邻，韩国的生态农业，也是发展很好的。我走过一些韩国的农村，看过他们的蔬菜大棚，蔬菜种子培育基地，农民的住宅和家庭，农村的文化展览馆、职业培训中心，以及首尔的农产品销售市场等。韩国的一大特点，就是在60年代工业大力发展时，就同步狠抓了新农村建设，基本不存在城乡差距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农村的道路、环境、厕所，建设搞得好，农村民主程度高，注重对农村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激励。再加上经常动员专家、名人、企业家参加农民的培训，总统也曾到学习班听课，这就使得韩国的农村发展水平高，环境好，各方面的管理有序而高效。农民收入同市民相比，比较接近。再加上农产品的销售得到市场的大力支持，各种产品全国统一定价，很多产品的包装箱上都印有“身土不二”口号，车站机场、地铁都有大型“身土不二”广告，韩国人生在韩国，要吃韩国的，用韩国的，韩国市场支持了韩国农业发展。所有这些都为韩国农业发展创造了较好发展环境和较高管理水平，因此，他们的农业发展没有遇到农药化肥使用失控的危机，食品安全得到稳定。

在英国，我没考察过他们的农业，但曾经因工业发展形成的伦敦雾都和严重污染的泰晤士河，在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那里考察时，就已是云白、天蓝、水清、鱼游了。作为以生物防治取代农药的研究，和用根瘤菌减低化肥应用的研究，他们是十分重视的，我们在英国的瑞丁大学和诺维持研究所考察了他们在苏云金杆菌和根瘤菌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

美国的生态农业，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严格控制了化肥和农药的应用，资料显示2002年到2014年的12年间，每公顷农田使用化肥的数量大约为120公斤，这12年中基本稳定，形成了化肥消费的零增长。在农药的使用方面，近十年明显下降，已经从每公顷5公斤的使用量下降到2公斤左右，取得了明显成绩。

美国在养殖方面的生态化，做的很好，我所看到的养猪场，猪是自动供料，自动取食的，猪粪猪尿通过对猪的训练二者是分开排泄的，猪粪排在平地上，猪尿排在深陷的坑道内。猪粪单独收集，过筛，干物质供做肥料。

加拿大和美国在养猪方面，对猪粪猪尿的管理基本是一致的。还有一点相同的是，他们的专业服务系统十分发达，有专供猪料，专门收猪，专门防疫，专门供幼猪和专门处理猪粪便的服务机构。养殖场的人数虽然很少，但他们养猪的头数都十分惊人。再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对垃圾的处理，或焚烧或填埋都很有序而高效，焚烧场都装有二恶因过滤器，填埋场都有大量管道将发酵。生成甲烷收集起来用于发电。这对他们的农业生态化和食品安全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奥地利考察奶牛养殖时，发现他们都有放牧和圈养两种类型。农民奶牛养殖有自己的合作组织，也有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诸多专业服务机构，确保了专职养殖机构的规模生产和效率。奥地利的“公司+农户”做的最好，不仅为奶牛养殖户提供了诸多方便，促成了集约化生产，而且拓宽了养殖户的致富渠道。

在以色列，他们的农业多以农庄的模式进行经营，不仅把种养业搞的很好，而且农民的居住地都是绿树成荫，到处都有盛开的鲜花，环境之美令人流连忘返。以色列是缺水国家，他们通过管道调水和全方位的滴灌，保证了他们的农业丰收、在蔬菜、水果种植方面，他们还有大量出口。为了搞好节水，他们有专门的，滴灌研究机构，保证了滴灌技术的不断创新。

土耳其的生态农业也是搞的很好的，国家农业部部长带我们看了他们的农村和多种种植场地，当我向农业部长问到他们如何对待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的开发时，他的回答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才只有1万美元，我们还没有到达搞有机、绿色等农产品的开发阶段”。他们的生态农业考虑的是全体人民，现阶段坚持的是无污染的全部标准化。

再就是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印度、巴西、阿根廷等，这些国家我虽然大部分都跑过几次，但没有对其农业进行考察。仅从资料上看到，这些国家都十分注重对化肥、农药的控制使用，现在化肥的消费量多降低到高峰时期的50%，近年来化肥的使用量基本上都处于零增长，很多国家都分别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分别控制在每公顷3公斤左右和每公顷150公斤以下。

第三届绿色农业发展论坛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中国先污染后治理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模式带给生态农业发展的使命极为繁重

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共和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几乎都沿袭着2000年来老祖宗传下的农耕技术。农业生产无化肥和农药可用，所用肥料都是牛马厩肥和由植物秸秆、草木废料沤制而成。上世纪50年代，为了推进农业发展，毛主席提出了八字宪法“水、土、肥、种、密、保、工、管”。伟大领袖关注到了肥料和植保的重要。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带着一个团队专攻农药的研制，1958年取得了有机磷杀虫剂敌百虫的研制成功时，毛主席还于1958年8月专门跑到南开化学系进行了视察和给大家鼓劲。五、六十年代，农业生产不用农药和化肥，虽然环境很干净，食品很安全，但农业的产量非常之低，也造成粮食不得不统购统销和推行粮票制度，对每人食用粮油进行限量。因此，那个时代的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生产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成为我们追求的方向。

在文革后期和开放之初，大约1975年前后，抓革命促生产的推动，我国开始引进了大的化肥厂，并建起了自己的农药厂。化肥农药使用后，促进了农业产量不断攀升，在各方面共同追求粮食夺高产和利润最大化的影响下，化肥、农药用量日益渐长，除草剂、生长剂、膨大剂，直至小麦的增筋剂等等使种养业如获至宝，使用面越来越广，使用量越来越大。在环保政策不严，腐败横行干扰，食品安全管理缺失情况下，造成了农村土地污染、水质污染、江河污染、鸟类昆虫减员或灭种，农村农业的生态发展遇上了不曾有过的大问题。

迄今，中国化肥的使用量已达5984万吨，化肥产量占世界31%，用量占世界30%。中国仅有世界7%的土地，用着世界30%的化肥量，这虽然推动我国粮产达到7.8亿吨，蔬菜达到8亿吨以上，保证了14亿人民的粮菜需求。但不得不看到我们的化肥用量已经达到世界平均值的4倍，达到法国的9倍。中国每公顷农田使用化肥量高达500公斤，比一些国家每公顷年用化肥120公斤左右高出400公斤。中国每公顷农田使用农药14公斤，比一些国家每公顷年使用农药2—4公斤，高出10公斤，是多数国家的6倍以上。我国使用化学防治的土地是3亿公顷，其中2180万公顷大量使用农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很多高毒农药都是曾被联合国禁止使用的。如此的化肥农药的超规格和超量使用不仅造成了土地板结，肥力下降和重金属污染越来越重，而且因为化肥农药施入技术的不妥，化肥利用率仅有30%，农药利用率仅有35%，这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浪费，提升了成本。

我们的蔬菜安全率，据有关报道已经达到97%以上。但是农药的检出率却高达54%，也就是说，这54%的蔬菜，虽然达到了食用要求，但毕竟还是有农药的存在。据权威检测人士讲，越是常吃的菜越严重，如黄瓜、西红柿等。有的农药是会在体内累积的，现在的检测虽然没有超标，但过多食用或长期食用，也可能会有新的问题。作为农业工作者，不能不注意和重视这个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食品安全检测标准有2万多项指标，而我们现今只有400多项，这样的安检规则，也需要尽早补上短板，加以完善。

如此情况下，该怎样应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搞好生态农业的发展?这是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和高瞻远瞩的思维的。

首先，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确立生态农业的宏观目标。必须由为少数人服务的仅以少量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生产为目标中跳出来。借鉴前面讲到的土耳其农业部长的讲话，对中国的生态农业确定一个正确目标。要从我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1万美元，而且大多数人月收入才只有两三千元的实际出发，使中国的生态农业，瞄准农产品安全的无污染和全面标准化这一目标，在努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使用、确保全民的生命健康上狠下功夫。

其次，生态农业的发展，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明确使命和任务。中国与很多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最大特点是人多地少，我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的收入还需加快提高。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仅相当韩国的34%，日本的29%，欧盟的20%，澳大利亚的7%，智利的2%。在推进生态农业发展时绝不能忘掉这一事实。我们搞生态农业，不能像国外那样大面积休田轮作，不能不用化肥，也不能不用农药，要面向百姓收入和健康，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取缔剧毒农业生产，限制抗生素和激素育肥和激素膨大，减少与遏制食品添加剂的大量使用，增强保护农产品安全的紧迫感，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做好人民生命健康服务。

第三届绿色农业发展论坛现场

其三，要坚持用创新的思维，通过管理和技术的创新赢得生态农业的大突破。为结合中国发展的特殊情况，特殊任务，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发展生态农业的灵魂和抓手。一要创新土壤的修复技术，为解决几十年来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壤板结和毒害，要下功夫研发土壤修复剂和修复技术，以便生态农业建设，能有好的起步。二要大力开发有机肥的制造技术，既要增产，又要减少化肥使用，不在有机肥上下功夫，就很难处理好农作物增产与降低化肥的这一难题。我国每年有8亿吨秸秆和排量巨大的城市垃圾，及14亿人的粪便，怎么搞好这些废物向肥料的转化，必然需要加大人力与物力的投入，这是搞好生态农业的重中之重。三要高度重视根瘤菌、叶面肥以及生物防治，农业病虫害的生物技术、基因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四要加强制种的研究，尽早改变很多蔬菜、水果粮食作物的制种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的现状。五要推进农业生产与经营的数字化，加强对种养殖的监管和追踪。

其四，大力推进农业经营的改革，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我国农业经营的过于分散，是生态农业难以作为的瓶颈和关键。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过多，户均面积过低，很难实现农业的科学化，集约化和生态化的管理与推进。现在我国户均土地8.3亩，不到日本的1/3，不到韩国的1/4，再加上广大农村的经营者多是“九九”“六一”“三八”部队，如此分散的种植和低水平的经营，任何生态农业举措都很难实施。因此，为了搞好生态农业建设，需要结合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加大农村的改革力度，更多建立农民入股的公司制合作组织，扩大经营规模，培养种田大户，特别需要重视对农村人才的专门培养和动员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的人才，走进农村发展第一线。

其五，要使绿色、有机产品生产向高端化发展，对他们实行的特别高价要增加税收。如前所述，中国面上的生态农业应立足全民的健康需要，在大力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中，做到无污染的标准化。但因中国国家大，人口多，月收入超百万的人毕竟已经接近2700万，再说，近十几年来我们有不少部门和超大企业都已搞了自己的绿色与有机食品特供基地。有些企业接受国外订单，推出了一些高价的绿色，有机食品，其售价高出一般产品好几倍。为了适应市场的多元需求，可以保留合格的绿色、有机的生产和特供，但需促其生产高端化，让其走上高技术、高投入、高效益、思维新、模式新、体制新的“三高”“三新”轨道，例如大力度加大水培的规模，使其朝着园区化、产业化、园林化的方向去努力。对这些品味高、又专门为高收入人群服务的产品，一方面要加强认证支持方面的反腐败力度，另方面应作出增加税收的规定，以防止扭曲和干扰生态农业的大方向，保证社会发展的正义与公平。